作者 | 严肃讨论的 DT 君
来源 | DT 财经
10 月 14 日，韩国警方确认，年仅 25 岁的艺人崔雪莉在家自缢身亡。随后，雪莉所属 SM 公司发表声明，证实了这条消息。
事后来看，雪莉的身故其实有迹可循。在此次事件发生前，雪莉曾在半夜开直播，含泪吮着手指却不说话，情绪异常。她还在节目《真理商店》里表示，“感觉很多人唯独对我戴着有色眼镜……观众朋友们，也请疼爱我一些吧。”2016 年底，雪莉还在社交网站上发布自己满手纱布的照片，显示了自己从手腕动脉到虎口的多个伤口。
这些现象都把雪莉的死因指向了抑郁症。
有关抑郁症的话题总是来得很突然——90 年代科特·柯本的子弹，21 世纪初张国荣的纵身一跃。对于大众来说，这些人的离去意味着每年固定的某一天被刷屏，或是再唱起他的歌时感伤当年，但对于当事人的痛苦是难以感同身受的。
同样受抑郁症折磨的崔永元在谈到张国荣时，就表示非常理解：“发病的时候跳楼就像是拧开瓶盖喝水一样，是一个简单的动作，没有特殊意义。”英国前首相温斯顿·丘吉尔也说：“抑郁症就像一条黑狗，一有机会咬住你就不会松口。”
抑郁症这条“黑狗”为何在我们的时代反复出没？它真的不可战胜吗？除了扼腕叹息我们还能做什么？
这次，DT 君想用文献和数据，为你找到一些更科学的答案。
1
抑郁症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
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些数字。
根据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于 2017 年发布的《抑郁症及其他常见精神障碍》（Depression and Other Common Mental Disorders）报告，现在世界范围内预计有超过 3 亿人饱受抑郁症的困扰，全球平均发病率在 4.4% 左右。从地域、年龄、性别等维度，报告还有以下发现：
1. 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。女性平均发病率为 5.1%，高于男性的 3.6%；
2. 发病率随着年龄增长。55-74 岁的男性抑郁症患病率超过 5.5%，55-74 岁的女性抑郁症患病率超过 7.5%。60-64 岁女性为高危人群，发病率接近 8%；
3. 低收入国家 / 地区的发病率高于其他国家 / 地区。
（图为 WHO 报告截图，从人群特征上，抑郁症的发作基本遵循着女多男少、发病率随年纪上升的特点）
这个数据告诉我们：抑郁症其实很常见。
当视角从世界缩小到中国，我们能够看到，中国的抑郁症发病率也达到了 4.2%，差不多每 20 人中就有 1 人患有抑郁症。由于人口众多，中国抑郁症患者数量在 5500 万人左右，仅次于印度，远超过第三名美国。另外，最近屡传出明星患病消息的韩国抑郁症发病率是 4.1%，抑郁症患者规模为 190 万人。
搜索引擎也透露了现代人对抑郁症的关注。
从百度指数来看，最近一次抑郁症搜索高峰出现在 2019 年 8 月中下旬，爆红历史剧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女主角热依扎自曝患有严重抑郁症。
（图为以“抑郁症”、“焦虑症”等为关键词的百度搜索指数，蓝色曲线代表的抑郁症搜索指数远远超过其他病症）
搜索抑郁症的大部分人，不仅是抱着了解或围观的心态，不少人或许也正受到抑郁情绪的困扰。查看具体搜索词，“抑郁症的表现症状”“抑郁症 SDS 测试”“抑郁症的十个先兆”等表明，不少人怀疑自己患上了抑郁症，正在寻求验证。
（图为以“抑郁症”关键词进行联想的百度搜索指数需求图谱）
自检成为普遍行为背后，是患病人数的持续上涨。WHO 统计数据显示，自 2005 年到 2015 年，全球诊断患有抑郁症的人数增长了 18.4%，这期间世界人口增长比为 12.7%。
当然，这与医疗发展带来的确诊率提升也有关系。
在抑郁症数据背后，我们更关心，这条“黑狗”为何在我们的时代反复出没？
2
人们为什么会患上抑郁症？
得从抑郁症的成因开始说起。
抑郁症又叫抑郁障碍，从精神病学上来说属于心境障碍的一种，《精神病学》一书中是这样写的，“本病的病因尚不清楚，可能与遗传、生化、生理、内分泌以及心理社会等因素有关”。
诸多因素归纳起来，符合美国纽约罗切斯特大学精神病科医生乔治·恩格尔在 1977 年提出的生物 - 心理 - 社会模型（Biopsychosocial Model，BPS 模型），这是迄今为止仍广受认可的精神障碍解释。
（BSP 框架常被用作慢性疼痛或情感障碍的分析，图片为学者 Jordan 在研究慢性疼痛时使用的 BPS 分析框架）
从生物层面来看，现有研究已经发现基因、脑内神经递质功能障碍、脑结构异常、神经内分泌功能异常等都可能与抑郁障碍有密切关系，但是机制尚不清楚。
从心理层面来看，抑制型气质及内向人格更容易患抑郁症，更多的负性想法和功能失调性态度是抑郁症发病的基础。
而从社会层面来看，负性社会生活事件往往是抑郁症发病的诱因，这里的负性生活事件包括丧偶、离婚、婚姻不和谐、失业、严重躯体疾病、家庭成员去世等。有研究表明，在上述事件发生的 6 个月内，抑郁症发病危险系数增加 6 倍。
借用“各色人类研究中心”的比方就是：遗传造了枪，环境上了膛，负性生活事件负责扣下扳机。
从这些抑郁症影响因素的角度出发，我们发现更普遍的“精神亚健康”和“生理亚健康”成为抑郁症发展的时代背景。
CBNData 的一份报告显示，情绪压力占据了现代人心理困扰的 44%，而抑郁情绪是主要来源之一。
2018 年发布的《中国城镇居民心理健康白皮书》调研了超 113 万人后发现，有 73.6% 的人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，心理完全健康的城镇居民仅有 10.3%。
《白皮书》的数据还印证了负性社会生活事件对心理健康状态的影响。
通过对 71760 名受访者的调查可以发现，不同婚姻情况相对比，丧偶人群心理健康状况最差；躯体患有疾病的受访者的心理问题发生率，是躯体亚健康受访者的 1.6 倍，是躯体健康受访者的 10.7 倍；而慢性病患病人群中，心理健康的仅占 5.1%，过半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，抑郁、焦虑问题突出。
3
面对抑郁症，除了扼腕叹息我们还能做什么？
在 WHO 发布的《抑郁症及其他常见精神障碍》报告里，我们还能看到一个让人扼腕叹息的数据：自杀人数。当前世界上每年都有约 80 万人自杀，而抑郁症正是最主要的诱因。
根据学者费立鹏 2002 年发表在《柳叶刀》的调研：1995 至 1999 年，中国的年均自杀率为 23.2/10 万，心境障碍（抑郁症是心境障碍的主要类型）是自杀的主因。
除了扼腕叹息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？
治愈抑郁症的难点在于，这需要非常专业的帮助，但现有医疗体系并不完善。
在前两天发布的《我在盖茨夫妇面前分享抑郁症》文章中，作者“端端酱”写道：
“身体症状越来越明显，早醒失眠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，我又找到另一家三甲医院的 B 医生，这次推荐我看中医，之后的一段日子，中药、针灸、推拿、点穴……能做的，都做了，钱花了不少，效果寥寥，只得作罢。”
中国精神科医生的缺口仍然巨大。据 WHO 公布的数据，2014 年，中国只有约 23000 名精神科医生，平均每 10 万人拥有 1.7 名，同期，俄罗斯的数据是 11 名，美国是 12 名。
而心理咨询的价格也并不便宜。根据 CBNData 发布的《2018 心理咨询行业人群洞察报告》，2018 年心理咨询来访者的人均年花费为近 6000 元。端端酱在文中也写道：“每次（50 分钟）1000 元的价格，让我只有每次紧急关头才会跑去。”
除了要面对高昂的治疗成本，受困于抑郁症的患者，还需要面对来自于社会文化的误解。
关于社会文化，我们要先认识一个词——病耻感。美国作家 Susan Sontag 在《疾病的隐喻》中写道，当社会逐渐把一些“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”转换成一种道德评判时，患者会因“蒙羞”而拒绝向家人、外人透露自己的病情。这种被称作病耻感的现象，通常存在于性病、癌症以及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类疾病患者身上。
对抑郁症缺乏认知的人会将抑郁症的症状形容为“矫情”“做作”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患者的病耻感，导致患者无法被确诊。
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在 2017 年国家卫计委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“中国精神障碍疾病负担及卫生服务利用的研究”结果，在调研了 32552 位来自 31 个省市自治区（不含港澳台）18 岁以上的社区居民后，发现 31% 的社区居民对精神障碍有病耻感，社区居民认为 38% 的精神障碍可不治自愈。
对此，黄悦勤表示，只能通过加大宣传等方式提高大众对精神障碍的认知。
让人感到庆幸的是，大环境正在逐渐变好。
如今，生物学家和医学家已经给出了较好的解决方案。对于中度和重度抑郁症，人们可以获得多种帮助，比如抗抑郁药、心理治疗，心理治疗包括认知行为疗法（CBT）和人际心理疗法（IPT）等。心理社会治疗对轻度抑郁症也很有效。
立法等相关配套也在快速跟上。2012 年，中国通过了第一部《精神卫生法》，要求增加医疗设施和医务人员，提高人们对于心理问题的认识；2016 年，国务院颁布政策文件，要求加强对抑郁症的精神筛查。
在公众逐渐开始认识抑郁症后，互联网上也出现了不少对抑郁症患者的鼓励。网易云音乐上，中岛美嘉唱的《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》吸引了 31 万的评论，随便翻一翻，都是暖心瞬间。有人在评论区缅怀雪莉，也有人在为陌生人打气。
（图为网易云音乐《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》歌曲评论截图）
大环境的变化其实非常关键，《精神病学》一书特别提到了社会的作用：
当遭遇负性生活事件后，如果能及时接受社会支持系统的物质精神安慰，可以减轻或消除负性生活事件对其的影响，削弱或消除其生理、心理反应，避免抑郁症的发生。即使抑郁症已经发生，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仍会对抑郁症的康复起到促进作用，并能够防止复发。
面对抑郁症，我们能做的绝对不只是扼腕叹息。
明天会更好的。